有学者主张，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机制来实施宪法（参见魏建新：《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
或许正是汲取了大约十年前《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度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几家有代表性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索性自始就采取了这种策略，[8] 确实基本上有效地避开了有关争议，或曰至少已将该类争议控制在较低限度。[25] 日本当代民法学家星野英一也承认，那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智者。
但新中国宪法则是在另一种历史脉络中诞生的，拥有独特的价值观念。只要对那场争议的细部稍加分析就不难进一步发现这一点。[54] 在德国近代，民法典所发挥的宪法功能并不像法国那么突出，但也有所表现，并同样得益于私法领域的独立。[15] 对此，新近宪法学界有一种新的、颇为形象的说法，即宪法实施法。有鉴于此，战后德国司法机关通过读者来信案（1954年）、骑士案（1958年）等一系列司法判例，在民法上创制了一般人格权，但其具体做法则是：援引《基本法》第1条，强调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发展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把一般人格权作为被现行法合理承认了的，并将之等同于第823条第1款所指的‘其他权利，从而填补了重大空白。
[38] 无独有偶，现代法国学者让·卡波尼埃（Jean Carbonnier）亦曾提出，法国民法典是法国的真正宪典。[65] 参见王涌：民法典编纂的雄心、野心与平常心，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0期（总第539期），第 54-55页。[32]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立法者当时之所以如此考虑，主要原因是希望达成法治统一，而统一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每一位行政公务员适用的都是同一部程序法，因此其正确适用该法而不犯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64]理由中必须明确表述行政机关在形成决定时在事实上与法律上所作的考虑。确定一个合同在整体特征上属于公法合同，其根本点在于确定合同标的是否具有公法性。行政机关并未公开其作出决定的主体性事实与法律理由，违背了法律、内部行政规定或判例。
[45]如果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规范未能体现这些宪法中规定的最低要求的话，则该规范不能得到宪法的保护。此外，在特定领域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包含有程序性规范的法律。
其他的正式行政程序主要出现于卡特尔法（联邦卡特尔局决议委员会程序[74]、青少年保护法（对于有害于青少年的材料的审查程序[75] ）、外国人避难法（认定程序[76] ）、建设法（建设法上的征收[77]）与经济公法（例如关于公共汽车运行线路的许可程序[78]）中。第57条 公法合同应具有书面形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易言之，对于这些规范对象，立法者不应允许行政机关拥有自行处置的权力。[8]这意味着以一部统一的法律对联邦、各州以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作出规定。
[63] 但组合合同毕竟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如果并非在此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在形成该合同的主体约定系依据公法规范的情况下，通常应认定该合同具有公法性质。[28] 在此，宪法中最为重要的意图是：国家尊重和维护人权的义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法律分化，也可以清除许多重复规范。获得与决定一同公布的法律救济途径的权利。
Bullinger, JZ 1991，53. [27]S. BVerwGE 74, 130. [28]BVerfGE 84，45。质言之，统一法律具有较大的减负作用，行政机关可以更快处理事务。
但出现上述特殊情况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州必须为其行政任务的达成制定州行政程序法。行政机关必须使相关人知情、使案卷向相关人开放、听取意见并在作决定时考虑其意见、为其决定附具理由并公开其决定。
环境信息法所期望形成的意义至今尚未实现，司法中仅仅是逐步放松了对获取环境信息所设置的条件。原则上应基于统一的视角来解决问题。易言之，其为实际的主管行政机关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中间人。到目前为止，该法于1998年9月21日作了最后一次修订颁布。但联邦立法者的上述目标并未达成。其中，对于行政程序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法治国原则，该原则确定了行政合法性原则、捍卫权利原则、法律安全原则与信任保护原则，这些原则均应在行政程序法中得以体现。
问题出现在如何确定所谓混合合同的性质。服务提供者可以在行政程序的进行过程中仅仅与统一商谈对象交流，而不必联系参与程序的各个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一站式政府（One-Stop-Government）。
如果可以参照德国已有的其他法典，对程序性法律进行整合，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法律分化，也可以清除许多重复规范，但这一做法是否可以实现却是值得怀疑的。[5]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试图以立法来简化行政程序的努力。
最后，联邦行政程序法之所以是不完整的，还在于该法有意识地包含有规范漏洞。此外，还可以请求主管的联邦官员保护公民的信息自由权（第12条）。
在迟延给出的理由可以弥补前面提到的错误的情况下，允许补正程序。这些规定确立了行政程序法中的一种新的特别程序。[72]该法规定，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都有权获得食品与饲料法典（LFBG）中规定的产品信息。[10]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联邦立法者仅有为联邦行政制定程序法的立法权，为州行政制定程序法的立法权属于各州立法者（基本法第70条以下并第86条以下）。
在以公民／国家关系为标志的行政程序中，同样存在着调解。[41]S. Schmidt-Afmann, NVwZ 1983，3。
首先是《欧洲人权公约》（E M RK ）[50]与《欧洲社会宪章》。换言之，合同当事人各方在界定合同的法律属性问题上并无选择权。
在混合合同中，合同部分条款具有私法性质、部分具有公法性质，但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实体联系（enger sachlicher Zusammenhang）在组合合同而言，私法内容与公法内容不过是在形式上被置于同一个合同文件中而已，其各自具有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同法律性质的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如果上述认定还不能消除疑问的话，则可以认为，应将具有部分私法因素的合同整体上视为公法合同。
需要注意致力于加快许可程序的《行政程序法》第71a条至第71e条，这些条文的原有规范目的在于许可程序的加快。1965，5.1122. [52]该建议载于：NVwZ 1988，708。但对于在行政程序中是否可以适用调解的问题，学界围绕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家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谓手续指的尤其是对各种服务性活动的解释与公告、以及在主管行政机关为获得许可而作的登记与申请。
如何对行政程序进行设定与规范才能实现这些原则，立法者应为此而设定哪些规则（而不是由行政机关自行确定这些规则）以及在何种规范强度上设置这些规则，都是立法时应当考虑的对行政程序的原则性规定。Laubinger, Grundrechtsschutz durch Gestaltung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 VerwArch 1982, 60;Held, Der Grundrechtsbezug des Verwaltungsverfahrens, 1984. [39]BVerfGE 83，130; BVerwGE 74，112. [40]见前注35中提供的依据。
当然，这些并不能改变联邦仅实现了部分法典化的事实。BVerwGE 61, 82：行政机关的运转能力。
统一法律对于公民的益处是，其仅需要了解这一部法律之后，就可以知晓行政机关是否在依法开展工作。对于如何履行公共任务的问题，适用私法。